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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2 09:4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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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25. 智斗无赖)

上回说到因工作来到多伦多附近的大学城,不巧遇上差劲的加拿大房东,从未谋面,只在网上沟通,到了出租房子那里,却满屋一片狼籍——不但没有大门钥匙,我的卧室没有门锁,没有电灯,沙发床没有床垫,只有木片“排骨”,更可怕的是旁边房间里还住着一个疑似卖淫女,群奸群宿,令人发指。

无论怎么跟房东沟通,他死活不退我预交的1200加元,其中包括第一个月房租400元,最后一个月房租400元,还有400元电费押金。我知道,除非你遇上一个正人君子,否则谁会把到手的钱再退给你?更何况你们素不相识,更不知他住在哪里;只有一个手机号,一个电子邮箱,他完全可以不搭理你。有一天你催款催烦了,自然也就懒得要了。

当时报警后出警的警察给我出了主意,让我向“房东与租户仲裁委员会”投诉。于是网上交了50元手续费,填了表,简单描述了事情来龙去脉,复印了当时跟房东签的租赁合同和来往邮件,然后就可以等着这个委员会的出庭聆讯传票了。

一个多月后,委员会给我寄来传票,还让我负责把另一份传票递交给房东安德鲁,并确保他收到,要有他收到的凭证——或者是挂号信签收证明,或者是他收取时有旁观者目击,总之,你必须提交证据,证明他收到了。如果被告收到了但缺席出庭,那么仲裁员可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裁决,而这种情况可想而知——通常是对缺席者不利的。

可是问题来了:我不知道房东安德鲁具体地址,怎么递送传票?这不是胡扯吗?这就是加拿大法律对于弱势的租客的偏爱?于是我给安德鲁发去手机短信,索要他住家地址。

他本身就想赖钱,可能告诉我他家住哪里吗?当然不会!想到这里,又来气了,这就是加拿大民主法治啊?吃了亏,难道就白吃了?

于是我只能将传票用挂号信方式寄到他的出租房那里,虽然他不在那里住,但是那登记的房主就是他的名字。那不是他家,又是谁家呢?

不到一周,还住在那里的李强告诉我挂号信到了,他替安德鲁签收了,并发短信告诉安德鲁。他取不取就是他的事情了。

到了开庭那天,坐了一屋子人,基本上都是租户投诉房东,只有个别的是房东投诉租户。现场没有正规法庭那么正式,倒是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县衙门。别看那么随意,这个仲裁委员会的判决是有法律效应的。

果然,安德鲁缺席。仲裁员是一个黑发黑眼浓黑眉毛大眼球的白皮肤女人,究竟是欧洲裔还是伊朗裔,说不清。听了我的陈述,看了我出示的挂号信签收证明,当庭宣布判安德鲁还我1200元。

当我绘声绘色描述隔壁房间的卖淫女的时候,只见全场所有人愕然不已,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这座以高科技产业、知识精英云集而著称大学城里。

加拿大是这样的,只要是司法机构宣判了,执法力度是很强的,极少有人敢抗法,因为代价太高。

这一回我堂堂正正把仲裁委员会的判决书电邮给了安德鲁,又短信通知他查看邮箱。点了发送键后,感觉终于扬眉吐气。我不再联系他,等着他乖乖地联系我吧。他不是屡次三番不理睬我的短信、电话、邮件吗?看看他是否敢不理睬司法机构的判决书。

等啊等,没等来安德鲁跟我联系,却等来仲裁委员会的又一封通知,说他们收到了安德鲁的回复,上次传票他没收到,故而缺席出庭,因此仲裁委员会准许撤回判决,重新审理!

翻手云覆手雨,这善变的仲裁委员会着实让我见识了诉求正义与公平的艰辛。

我想,安德鲁明知第一次他缺席的情况下判他退还我全部的1200加元,依然死活不认账,还要坚持出庭据理力争,说明他会无理狡辩,会找我这方面的软肋。所以,二次出庭之前,我务必思虑周全,不打无准备之仗。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总凭着冲动、感性,想象着自己多么在理,多么正确,多么委屈,而对方多么理亏,多么蛮缠,多么可恶。而我知道,打官司不能只打苦情牌,要有谋略,要知己知彼,就像下围棋一样,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到下三步的可能性。

我仔细过目了所有资料,理清脉络,初步判断安德鲁会怎么呈词,仲裁员会怎么回应。我心想,这仲裁员轻易撤回判决,有可能有偏向房东的嫌疑;我作为在加拿大的一个中国人,面对的将不是一个对手,而是两个,而且是两个加拿大的对手。

我这么想:第一,安德鲁的目的就是1200元都不退。第二,如果不退钱,他就要找不退的理由。第三,当地租赁房屋的有关法律规定,房东不退钱的理由可以是租户已经入住,但自行放弃,另寻他处。他肯定会咬准这一点不松口。

而他毕竟不是弱智,很可能考虑到我会反驳说入住后我发现房屋条件和合同上陈述不一致或未达到适宜人的居住条件而做出应对。法律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租户有责任主动和房东联系、协商,解决问题。他可能会狡辩说,他跟我通了电话,答应一一解决我提的问题。可是除了警察打电话他接了,我打电话他永远不接,他是在电话里跟警察毕恭毕敬地有求必应,警察一走他就杳无音讯。为防止他当庭撒谎,我上手机网站打印了从入住第一日到出庭那日的所有电话进出的清单,还打印了跟安德鲁往来的80多封电子邮件,其中后面十几封全是我的单方邮件,可以看出压根没有他的回复。

二次出庭的那天,外面大雪茫茫,一片银装素裹白色世界。我没有车,一步一个雪坑步行到了仲裁现场,其实就是社区活动中心中的一个会议厅。未开庭前,会议厅里已经坐满了被告、原告以及他们的家属朋友。一个自称是调解员的中年白人男士找到我,身后跟来一个神情紧张、目光游离,不敢正视我的年轻白人男子,原来他就是安德鲁本人。正如最初我的那个朋友的朋友所说,这安德鲁怎么看都像个体面人:金发碧眼、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约有一米八几,年龄约30出头。上身穿着精致的羊毛衫,下身笔挺的西裤,脚上是一双皮靴,手上不停地晃动着一把车钥匙,似乎在做自我安慰。

那调解员负责我的案子,把我们带到了仲裁现场。这一次仲裁员依旧是上次那个黑发黑眼浓黑眉毛大眼球白皮肤的女人,一脸严肃,不怒自威,颇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气势。

果不其然,问讯的时候一问一答都是我事先预想到的。

仲裁员问我道:“你是否入住了?”

我回答:“是的。”

仲裁员道:“是不是你第二天自己放弃的?”

我回答:“是的,但是......”

仲裁员立刻打断了我的话,道:“你只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

我一看这形势不妙,和第一次出庭那种酣畅淋漓大相径庭。旁边站的安德鲁,面无表情。我暗自琢磨,难道就因为这安德鲁唬人的外表,女仲裁员就背离了职业道德,开始偏袒无赖?

仲裁员问我道:“你为什么要放弃?”

我又重复了一遍重复了无数次的话,一五一十描述了我的奇葩遭遇。

仲裁员听完,那双威严的黑眼转向了安德鲁,问道:“你有没有与租户保持沟通,并答应解决租户提出的刚才那些问题?”

安德鲁那张人五人六的斯文面孔后隐藏的厚颜无耻终于显露了,只听他面不改色地道:“我一直在和租户联系,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和他通电话,我很诚恳地愿意解决他提出的那些问题......”

这下子,那女仲裁员仿佛如释负重一般,目光转向我道:“房东没说不解决问题,是你自己放弃的。”

我一听,简直怒火中烧,这是什么混账仲裁员?简直荒唐透顶!

我回敬道:“他所述不属实!” 我用气得有些发抖的手打开文件夹,取出资料,道:“这里是我打印的过去三个月所有的手机进出电话清单,上面没有一个对方打来的电话,没有一条显示对方接听过我的电话!”

说着,我像洗扑克牌一般故作声响整理了那堆纸张,作出要提交给仲裁员过目的姿态。她给了我一个手势,道:“就不用看了。” 然后目光转向安德鲁,问:“人家有证据,你怎么解释?”

安德鲁顿时哑口无言,理亏词穷。

我趁热打铁,又掏出厚厚的电子邮件打印稿,以我最锐利的目光巡视了现场一周,和所有的观众都对视了一下,然后提高了嗓门道:“我这儿还有80多封邮件的证据,证明房东自从网上收了我的钱之后就彻底失踪,再也不跟我联系!”

只听全场一片唏嘘,仲裁员看我在煽动公众情绪,顿觉不妙,赶紧示意我打住,好像我在藐视公堂。

没有当庭宣判,只是在聆讯后,那个男调解员再把我们二人带到另一间小办公室。原来程序是这样的:调解员先庭外调解,如果被告、原告达成一致了,就省了等候判决的旷日持久的过程,对于三方(仲裁方、被告、原告)都是省时省力的好事。如果被告原告达不成一致,那只好再走下一步了。我当然也不愿意打持久战。

这个调解员快人快语,看来人都是同情弱者,他方才听了我的遭遇,明显站在我一边,还没听安德鲁如何狡辩,就已经开始言辞犀利地劝他老老实实把1200元都还给我得了。安德鲁终于退了一步,说只退电费押金400元,两个月房租不能退,原因是因为我的放弃,当月和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的那个房间都空着,他没有房租收入,所以损失就得由我那800元弥补。

这个满口谎言的家伙,再一次被我揭穿了:我事先已做了功课,李强透露给我,我那个房间第二个月他就租给了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租户,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说两个月无租户呢?一听我揭穿他,他满脸通红、无地自容,那调解员更是变得开始有点替安德鲁难为情起来。这时,情形发生了逆转,我成了强势一方,面对我的气势,安德鲁倒成了弱势一方,只见他垂头丧气坐在那里,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等待着老师的责备,家长的惩罚。调解员目光又转向我这边,让我做出让步,说道:“你看,你毕竟入住了,他当时也答应解决问题,但是你匆匆离开另找别处,确实也没给他机会解决问题。我看,就退还你800元吧?”

调解员那灰绿色的双眸里有尴尬,有无奈,有疲倦,有自责。听他这么一改口,我多少有些失望,因为我怎么看都觉得应该1200元全部退还,但是我无心恋战,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只犹豫了两秒钟,就同意了。

这调解员如释负重,立即转向安德鲁,道:“你看看,人家都同意了,你还要怎么样?”

这安德鲁可真是爱财如命,让他退钱比割肉还疼,半天不吭声。

调解员道:“你现在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最后判决了,未必结果比现在这个更好,何必呢?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安德鲁,咬咬牙,只好同意了。

调解员顿时满面红光,像是喜事临门,突然精神矍铄起来,拍拍安德鲁的肩,又跟我握握手,然后就宣布结案走人了。

离开的时候,安德鲁依然目光游离,不敢正眼瞧我。他掏出手机,面无表情地跟什么人打起电话来,可能是他老婆。他攥着车钥匙在我前面离开,我心想,如果我请求搭他的车一程,他会如何反应?算了,我还是一步一个雪坑,步行回家吧。

第三天,他从网上给我打来800加元,不多不少。

再后来,听李强说安德鲁终于把那个卖淫女撵走了。后来李强也搬走了,他搬到了自己买的公寓里,有泳池,有健身房,自己的房子自己住,舒服多了。

严格来说,我没有取得应该的胜利,我交了1200元,退回800,那400就算是交学费了。生活中总要有交学费的时候,不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我们不可能一点冤枉钱都不花,我们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低。人生中,最不可惜扔掉的就是钱财,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

一场鸡毛蒜皮的官司,让我对社会、对人生又有了新的领悟,那就是正义无论在哪里都是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我还算有点墨水,况且这样,试问那些英文不通、甚至是英文尚可,但不足以出庭跟加拿大人雄辩的,岂不是干吃哑巴亏?如果自己不善辞令、缺少辩才,容易被人抓住瑕疵,恐怕还要支付昂贵的律师代理费用。如此一来,正义、公理,岂不是纸上谈兵、水中捞月?

从中国到加拿大,到处都没有百分百的正义,当然,总体上肯定加拿大还是好很多,这是毋庸置疑的。碰了很多次壁,我开始在天国里寻求真理和正义。一次华人聚会,打开了另一扇门,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使我有机会了解那一个酸楚、隐秘又抚慰破碎心灵的世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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